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以数字产业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进入变革周期，开启了世界大国兴衰交替的战略窗口，数字产业上升为决定国家未来格局的重要战略支点。习作出了数字技术、数字化的经济成为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的重大论断，强调要“推进重点领域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白准确地提出“加快发展数字化的经济，促进数字化的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层次地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是我们当前政策设计中仍待厘清的重要问题。因此，亟需厘清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特点，掌握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和实施路径，明确我们国家发展数字产业的基础、机遇和挑战，从而更好地发挥政策作用，推动国内产业融入和引领全球数字产业发展。

　　数字经济内涵丰富，一般认为，涵盖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等多个角度。可以说，数字产业化、数字产业是从数字化的经济概念分离出来的重要概念，既继承了信息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等传统内涵，又在数字化的经济实践中不断演化和发展，与数字化的经济核心产业息息相关。

　　一个基本共识是，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至今，信息的采集、传输、处理和应用一直贯穿于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全过程，有关技术持续演进、应用扩散和规模化发展，逐步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从国外起源看，美国经济学家马克•波拉特（M.Porat）于1977年在《信息经济：定义与测量》一书中对“信息经济”进行了明确定义，把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中的信息与信息活动分离出来，构成独立的信息产业（第四产业）。2008年，联合国发布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体系》第四版（ISICRev.4）独立列出“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部门，包括生产和分销信息与文化产品的制造业、提供传递或分发上述产品以及数据或通信的贸易业，以及信息技术活动和数据处理与别的信息活动的服务业。从国内研究看，乌家培在《经济信息与信息经济》一书中较早阐述信息产业，马费成（1997）、闫小培（1998）、黎苑楚（2005）、王欣（2008）等先后提出了各自对信息产业的定义和基本理解，均认为信息产业与信息生产、传输、流通和服务等各环节商业活动紧密相关，只是在信息产业覆盖的范围上各有差异。2003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统计上划分信息相关产业暂行规定》，并在2011年依据联合国ISICRev.4进行了修订，最重要的包含：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新闻和出版业，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业。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工业与信息化部发布《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南》（工信部联规〔2016〕453号），重点对狭义的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部署，涵盖通信业、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且工信部承担了三大产业常态化运行统计和监测工作。

　　在信息技术持续演化和发展的基础上，逐步衍生出“新一代信息技术”，大多数研究都把新一代信息技术作为新工业革命的关键驱动技术，比如李伟等（2018）提出新科技革命呈现“一主多翼”的格局，“一主”就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成为全世界技术产业竞争的焦点，我国日益格外的重视相关领域发展并加强重点部署。2010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号），明白准确地提出“新一代信息技术”涵盖下一代通信网络技术、物联网技术、三网融合技术、新型平板显示技术、高性能集成电路技术、以云计算为代表的高端软件技术；同时，鉴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在构建国际竞争新优势、掌握发展主动权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作为加快培育和发展的七大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之一，重点推动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研发技术及产业化，着力发展电子信息制造、软件等核心基础产业，大力促进文化创意产业。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重点定为新一代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三网融合、物联网、云计算、集成电。由此可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基本继承了信息产业所有内容，并不断纳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发展而产生的新兴产品和服务。

　　随着数字化的经济的概念被广为接受，数字产业和数字产业化的概念研究从数字化的经济研究中分化出来。一般认为，数字产业是数字技术规模化应用和产业化转化的结果，是数字化的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当前，多数研究机构和学者均认为数字化的经济由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共同构成，其中数字产业化等同于数字产业，包括电信业、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与服务业。但也有学者把数字产业化作为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动态过程，研究数字产业化发展路径和模式，其中李永红、黄瑞（2019）、杨大鹏（2019）认为数字产业化的驱动模式各有不同。

　　由于我国格外的重视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策略部署，把数字产业作为发展重点给予支持，因此从指导实践意义角度，数字产业的概念界定可重点参考有关政策文件。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大目标纲要》提出“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从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网络安全等新兴数字产业，提升通信设施、核心电子元器件、关键软件等产业水平，以及发展5G产业生态、第三方大数据服务产业和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角度进行了阐述10。同年6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字化的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将数字化的经济产业范围确定为：数字产品制造业（01）、数字产品服务业（02）、数字技术应用业（03）、数字要素驱动业（04）、数字化效率提升业（05）等5个大类。前4大类为数字化的经济核心产业，即数字产业化部分，是指提供数字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以及完全依赖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的各类经济活动。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01）是指支撑数字信息处理的终端设备、相关电子元器件以及高度应用数字化技术的智能设备制造活动，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电子信息制造业，包括计算机制造、通讯及雷达设备制造、数字媒体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和其他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02）是指提供数字产品（货物或服务）为目的的相关活动，即数字产品的批发、零售、租赁、维修等，属于电子信息制造业衍生的生产性服务业范畴。数字技术应用业（03）涵盖了软件开发、电信、广播电视传输服务、互联网相关服务、信息技术服务、其他数字技术应用业等在内，涉及我们常提到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通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数字要素驱动业（04）涵盖网络站点平台、信息基础设施、数据资源与产权交易等内容，是数据要素开发利用过程涉及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涉及我们熟悉的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通信业及数据产业。以上4大类对应《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中的26个大类、68个中类、126个小类，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2022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核心产业规模为9.2万亿元，同比增长10.3%，占GDP比重为7.6%，较上年提升0.3个百分点，达到2018年以来的最大增幅。第五大类为数字化效率提升业（05），是指应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为传统产业带来的产出增加和效率提升，即“产业数字化”部分。该部分涵盖智慧农业、人机一体化智能系统、智能交通、智慧物流、数字金融、数字商贸、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数字化应用场景，对应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91个大类、431个中类、1256个小类，体现了数字技术与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广泛融合。比如，人机一体化智能系统就是5G、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入融合，呈现网络协同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远程运维服务等新模式的先进生产方式，它与数字化的经济产业第一大类数字产品制造业（01），共同构成了数字化的经济产业中制造业涉及的内容。

　　当前，就数字化效率提升业（05）的规模测算还未形成统一标准，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成本比例分摊法，是从生产侧入手，将生产投入成本分为数字相关成本和非数字成本，采用投入产出法，计算不同成本带来的产出贡献。二是收入核算法，是从收入侧入手，将数字技术产生的增加值分为ICT替代效应和ICT协同效应，采用增长核算、计量分析等工具进行分类测算。以上两者统计方式各有优劣，2019年统计结果分别是28.8万亿、8.6万亿，核算的数据存在比较大差异，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形成共识。

　　综上所述，本文研究认为，数字产业是经济社会全要素数字化发展中，生产和提供数字技术、产品、服务、解决方案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根植于传统的信息通信产业，并随着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数字空间建构等复杂需求的发展，加速技术融合和产业裂变，不断衍生出更多数字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数字产业化是数字技术作为通用目的性技术，通过研发创新、行业应用扩散、产品规模化生产而逐步实现产业化发展的过程，最终形成数字产业形态，推动一批数字产业化企业主体成长壮大，并在数字经济发展实践中发挥着引领和支撑作用。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看，可以发现一个基本规律，新技术孕育新产业，新产业催生新经济，新经济引发新变革。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技术为引领，发展了蒸汽机、纺织机等新产品，形成了远超于个体工场手工的强大制造能力，推动了大规模工厂化生产的快速普及。19世纪下半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电机化技术快速发展，催生了发电机、内燃机等新产品，实现了工厂生产动力转变为电力、生产流水线转变为电气化的全新升级，进一步带动了钢铁、石化、汽车等产业的全面发展。20世纪中叶后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计算、通信、存储、控制等技术相继产生，芯片、计算机、数控机床等新产品不断涌现，引发了数字产业的第一轮大发展，为大规模、自动化、标准化生产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

　　目前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数据成为新动力、新生产要素。新一代信息技术极大地提高了数据获取、传输、处理、使用的能力，促使数据要素价值在更大程度上得以释放，也为数字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比如，5G具有超高速、低延时、广链接等特点，实现了人机物的广泛连接，带来网络的根本性变化，产生超级海量的数据资源，重构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支撑由消费互联向产业互联转变。互联网实现了数据的分享、流动和聚合，云计算和大数据实现了大规模数据的采集与存储、挖掘与分析，人工智能实现了应用场景的赋能赋智，这些技术大幅降低数字化转型门槛，加速人与机器交互变革，激发各领域的数字化应用。区块链实现了数据全程可信、可追溯、不可篡改，能够支撑数据要素价值分配体系构建，增强数据要素市场活力。在技术推动下，数据中心成为新型基础设施，标准化、自动化生产方式逐步具备了自感知、自学习、自优化能力，工业产品实现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从而创造出更多附加值。比如，我们的手机，已经不仅仅是无线电话机，还通过软件程序的加载，不断拓展照相机、电视机、录音机、导航仪、信用卡等功能，每增加一个APP，就能增加一项功能，从而对手机进行重新定义。

　　总结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抓住了工业革命的机遇，成为了世界经济的领导者。英国抓住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成为现代工业文明的鼻祖。美国、德国等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成为世界经济格局的主导力量。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美国再次引领了计算机、因特网等信息技术，从而在世界经济中继续保持领先地位。数字产业涵盖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产业，是当前经济发展变革的重要动力。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大力培育数字产业，是我国抢抓新一轮科技变革与产业变革新机遇，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

　　数字产业是当今时代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产业，是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关键引擎。作为典型的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数字产业在技术、人才、资本等优势要素的汇聚上具有天然的“虹吸”效应，并在其共同作用下释放出巨大的创新效能和溢出效应，呈现出高创新性、高价值性、高带动性等产业特性。

　　从高创新性来看，数字产业是全球研发投入最集中、创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辐射带动作用最大的领域，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发展，正深刻改变全球技术产业体系。2022年全球专利合作条约（PatentCooperationTreaty,PCT）申请量排名前五的技术领域中，计算机技术、数字通信技术分列第一、第二，其占全部PCT专利申请量的比重超过20%，远高于其他技术领域。全球知名技术咨询公司高德纳（Gartner）2022年新兴技术成熟度曲线显示，处于技术萌芽期、期望膨胀期的25项技术，均与数字技术直接相关，大部分将在未来5-10年内进入成熟应用阶段。

　　从高价值性来看，数字产业技术壁垒高，产品和服务难以被替代，从而能够取得更主动的市场地位，占据价值链的中高端位置。众所周知，当前全球领先科技企业都在大规模布局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AI芯片成为“硬通货”。比如，芯片公司英伟达2023年7月31日的最新季度财报显示，公司营收同比增长101%，净利润同比增长843%，毛利率达到70.1%，创历史新高，市值达到英特尔的7倍。其AI旗舰芯片H100价格高达4万美金，仍是“一芯难求”。再比如，特斯拉最核心的技术变革在于通过软件赋能汽车，为汽车提供了更多附加值；有报告显示，特斯拉2022年的车辆销售利润率为28.5%，单台车利润为10458美元（约合人民币72966元），比亚迪的利润率则是3.9%左右，每卖出一台车只能赚9000元左右，相比之下，特斯拉的利润率超过比亚迪的7倍之多。

　　从高带动性来看，数字产业具有较大的乘数效应，通过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向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赋能，能够带动更多的产业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推动高质量发展。首先，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传统产业生产技术能力显著增强，并能通过产品数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以“产品+服务”实现价值链的提升，深化实体经济质量变革。比如，三一重工基于“根云”工业互联网平台，把分布在全球的30万台设备接入平台，实时采集近1万个运行参数，利用云计算和大数据，远程管理庞大设备群的运行状况，实现了故障维修2小时内到现场、24小时内完成。其次，数字技术全方位重塑传统产业的创新范式、生产方式、组织架构和商业模式，推动传统产业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转变，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使实体经济效率变革。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将为全球经济每年带来2.6-4.4万亿美元的增长，相当于英国2021年的GDP。国际投资机构高盛公司一项研究也表明，以自然语言处理为核心技术的先进生产力工具将在未来10年更多被企业和社会采用，为全球GDP带来年均7%的增长（约合近7万亿美元）。第三，数据、平台、网络等赋能传统产业构建起多主体参与、多要素融通的产业生态系统，催生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等新模式新业态，培育了先进制造业新方向，加速实体经济动力变革。比如，阿里巴巴打造的“犀牛智造”新制造平台，为犀牛工厂配备了“智慧大脑”，以数字化设计系统联动需求和供给两侧进行生产销售的双向匹配，将行业平均1000件起订、15天交付的流程，缩短为100件起订、7天交货，为中小服装制造企业提供小单量、多批次、高效高品质的生产选择。

　　根据数字产业的基本内涵，需要从数据和技术两个视角来进行本质分析（见图2-1）：从数据本源看，数字经济以数据为关键要素，数字产业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部门，应以数据为生产对象，一个产业是否属于数字产业，关键在于其是否具备获取、生产、处理和应用数据的能力。从技术本源看，数字产业的技术核心是要促进数据在人、物理世界、数字世界之间的循环流通和价值释放。数字产业的“技术”是一系列技术组成的技术体系，主要包括感知、网络、存储、计算、算法、控制、交互等7类技术，是数字产业的技术基座。

　　从以上两个视角的内涵理解出发，可以对数字产业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关系进行辨析，即数字产业是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关键主体，但两者视角不同，内涵边界也有所不同（见图2-2）。一方面，数字产业是产业发展口径，产业的核心是承载和处理数据流，可通过技术主线构建产业链关系，决定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更适用于产业政策设计。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是经济统计口径，强调数字产品和服务关联的生产活动，更适用于产业规模统计。比如，互联网批发零售作为关联的互联网生产活动纳入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统计，但其本身是通过互联网平台来进行批发零售活动，只有互联网平台提供技术服务的部分属于数字产业，而批发零售部分仍是传统的流通服务，核心不是处理数据而是促进流通，就不属于数字产业。

　　通过梳理数字技术本源的发展逻辑，我们可以发现：数字技术的发展，是不断构建“人-数-物”数据循环体系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循环主体日益多元化、循环路径日益复杂化，带动了各类数字技术的演进升级，并进一步催生出支撑性、集成式和软件开发工具技术，发挥“连接器”和“聚合器”作用，更好地促进七类数字技术的综合集成和系统能力输出。在此基础上，我们能够自下而上构建起数字技术图谱，并从3个方面加以理解：第一，数字技术在服务构建“人-数-物”数据循环体系过程中，贯通了3条主循环路径，包括“物-人”数据链、“人-数”数据链、“数-物”数据链路径，每条数据链路径贯通都需要不同数字技术发挥作用。比如，“物-人”数据链，即数据从物理空间的信息形态向人拥有的知识形态相互转化，主要通过交互、控制、系统集成等技术实现；“人-数”数据链，即数据从人拥有的知识形态向数字空间的比特形态相互转化，主要通过交互、控制、算法等技术实现；“数-物”数据链，即数据从数字空间的比特形态向物理空间的信息形态相互转化，主要通过算法、感知、计算等技术实现。第二，由于数字技术具有高度关联性，单一技术发展会引发其他技术演变，因此产生一系列支撑性、集成式技术，不断发挥“连接器”和“聚合器”作用，更好地服务于7类数字技术的综合集成和系统能力输出。第三，网络技术是全过程数据链的“搭载器”，贯穿于“人-数-物”整体循环体系。为此，我们形成数字技术图谱框架（图2-3）。

　　在技术图谱的基础上，沿着数字技术产品化、产业化路径，构建形成“3+11+X”数字产业图谱概念框架（图2-4）：“3”是指信息物理层、数据融通层、知识交互层3大产业层级；“11”是计算、网络、算法等11个产业大类；“X”是指基于数字产业图谱概念框架，以某类特定技术为发展主线，汇聚支撑该类技术功能实现的专用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编制形成一系列数字产业主题图谱。

　　结合主导技术特性、相关的软硬件产品，以及行业发展需求等因素综合考虑，我们认为先进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智能网联汽车等数字产业呈现出技术颠覆性强、软硬一体化协同程度高、行业应用场景丰富等特点，可能成为引领未来发展的战略性产业，需要重点布局。因此，结合数字产业图谱概念框架，可编制细分领域的主题图谱，如先进计算（图2-5），有助于更好地指导产业发展。

　　数字产业发展呈现出软硬一体、标准引领、开源创新、平台协作、人才集聚等特点，决定了数字产业的发展模式不再是传统的链式结构，更要依赖创新、要素、市场等方面的生态化运营，这对产业政策支持从投资导向加快转为以要素融通、公共服务、市场应用为核心的生态营造导向提出了高要求（图3-1）。

　　数字产业创新具有突出的生态性，创新先行者不仅掌握关键技术，还会在推动技术发展过程中建立专利壁垒，对技术产品化、工程化涉及的架构、工艺、流程设立高标准门槛，进而带动上游供应商、下游服务商构建生态堡垒。比如，硅谷半导体产业集群持续繁荣的根本在于构建了覆盖硬件（芯片、显卡等）、系统软件（CUDA等）、软件平台、应用框架（AI开发框架等）等的技术产业生态，并联合开发者大量开发应用场景，保持先进产品市场活力。印度班加罗尔软件产业集群的核心优势在于成熟的软件开发管理流程，集群企业最早采用软件工程管理能力成熟度模型（CMM）标准（由卡内基梅隆大学软件工程学院于1987年推出），据统计，全球被评定为CMM4级或5级的公司中有一半来自印度。相比而言，我国传统产业集群创新较多采用引进掌握关键技术的行业龙头企业，通过大规模投入快速推动技术本地扩散和产业化，但难以适应数字技术创新逻辑，容易因缺乏技术生态运营能力而造成集群产业生态位被“卡脖子”，即便掌握技术也会面临发展后劲不足难题。

　　（二）数字产业发展“虚拟集聚效应”显著，人才和市场优势与扶持主导产业需“并行推进”

　　数字产业发展具有突出的应用牵引性，通过技术根植于“芯片+操作系统”的基础软硬件体系架构上，并依托通信网络、平台环境对制造活动进行在线远程控制，或者跨时空提供数字化产品或服务，进而吸引用户、供应商、服务商等产业要素资源在数字空间（虚拟环境）中集聚和协同。这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产业集群的地理空间集聚逻辑，并因数字空间生产的无边界性而导致产业不完全在属地直接贡献经济效益。针对数字产业地理集聚效应削弱的规律性变化，集群培育应进一步着眼人才和市场优势：一方面，利用人才地理集聚的生存逻辑，经营好人才扎根本地的创新环境，有效控制产业研发环节，为集群创造更多的技术策源和溢出红利。另一方面，推动本地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释放需求市场红利，鼓励数字化服务本地化运营，在有效控制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环节的同时，从传统产业升级中创造新经济增量。

　　（三）数字产业竞争“无边界拓展”，产业生态运营能力比单一企业发展更具长远意义

　　数字产业竞争具有极强的颠覆性，如同智能手机取代无线手机、微信取代短信，来自不同技术领域的跨界创新可能产生“降维打击”，曾经市场地位牢不可破的行业龙头乃至集群发展将可能被逆转。数字产业集群的竞争机制设计中，要在企业服务基础上打造全周期集群生态系统，推动产业要素融通，激发新兴企业潜在颠覆能力。比如，纽约曼哈顿南部地区为解决房屋空置率较高的问题，招纳互联网精英企业，并聚焦“互联网+媒体服务”领域发展数字媒体产业，在社交网络的加速下形成硅巷新媒体高地。深圳新一代信息通信产业集群也在做跨界运营，推动数字制造、软件应用与航空、医疗等的融合创新，孕育形成大疆（无人机）、迈瑞医疗（体外诊断及医疗影像数字化解决方案）等创新型企业，在新产品新模式中取得领先地位并成长壮大，成为集群未来竞争力的中坚力量。

　　近年来，数字产业对推动社会发展、改善生产生活的重要作用愈发凸显，已成为各国战略升级、技术发展、企业变迁、需求扩张、人才和规则竞争的关键领域。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竞争态势下，数字产业已成为掌握科技竞争战略主动、保持数字经济发展领先优势、保障国家安全的主阵地。

　　美国在数字技术研发实力、数字企业全球竞争力上处于领先地位。关键技术研发方面，制定《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战略》和“关键与新兴技术清单”，明确先进计算、先进制造、人工智能、自主系统与机器人、通信和网络技术、人机界面技术、量子信息技术、半导体与微电子技术等重点发展领域，指导科技政策制定和资源分配，设定研发投资路线图。数字技术应用方面，在国家科学基金会内设立技术、创新和合作部，推动数字科技优势转化为应用创新和产业优势。全球产业布局方面，实施强有力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发布《芯片与科学法案》，寻求逆转数字产业制造环节外流趋势。新兴标准制定方面，发布《关键和新兴技术的国家标准战略》，更加积极地抢占新兴领域标准和规则制订先手，确保新兴技术领域内的标准与规则的主导话语权。

　　英、法、德、日等国加快布局国家数字科技战略，积极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数字产业治理规则体系。英国发布实施《国际技术战略》《英国科技框架》，优先关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工程生物技术、半导体和未来通信技术。法国大力布局5G、人工智能、数字制造等前沿领域，推行《法国人工智能发展战略》《5G发展路线图》《利用数字技术促进工业转型的方案》等发展策略。德国推出《开放数据战略》《联邦政府人工智能战略要点》和《数字化战略》，对数字化发展作出战略安排。日本实施“数字新政”，举国推动半导体材料、关键元器件等数字产业发展；发布《量子未来社会愿景》，从技术领域和促进创新两方面推动量子技术发展。

　　此外，新兴经济体积极承接领先国家产业转移，推动原有产业加快数字化升级。比如，新加坡发布国家人工智能战略，提出到2030年将新加坡建设成为开发和部署可扩展、有影响力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领导者。印度、越南等国充分利用成本优势，加大政策优惠力度，积极承接领先国家的数字产业链、供应链转移。其中，印度与美国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达成系列合作协议，苹果、戴尔等数字龙头企业逐步将产能向印度转移。

　　近年来，数字企业凭借技术、数据、算法、平台等关键要素优势，实现快速崛起，并掌握了发展主动权，深刻改变行业竞争格局。

　　一方面，数字企业成为新的产业主体，苹果、谷歌、脸书（Meta）等龙头企业用网络连接用户，用数据进行生产，能够跨越国界提供7*24小时不掉线的服务，逐步替代传统银行、能源、零售等优势企业，进入全球市值前十榜单，而且经济实力“大可敌国”。从近三十年全球公司市值前十榜单的变化来看，1990年前后，80%的上榜企业为银行，包括日本三菱银行、日本兴业银行等。2000年前后，50%的上榜企业为电信企业，包括日本2家电信公司、美国1家、德国1家，同时微软、思科、英特尔崭露头角、异军突起。2010年前后，受全球能源生产和消费上涨的拉动，中国石油、美国埃克森美孚、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巴西国家石油等能源资源企业进入榜单。如今，80%的上榜企业均为数字企业，在芯片、操作系统、社交网络、电子商务等领域占据了垄断性优势。比如，亚马逊是最早开始经营电子商务的公司之一，成立于1994年，从最早卖纸质书，到现在成为全球商品品种最多的网上零售商，占据美国电商市场份额的40%，远超排名第二的沃尔玛（13%）。

　　另一方面，领先数字企业持续加强“硬科技”赛道布局，加大数字科技新兴领域研发投入和业务创新，并依托数字技术优势加速与实体经济融合，推动传统行业颠覆式创新。“硬科技”创新层面，美国数字平台四巨头均加大布局力度，如亚马逊（Amazon）投资芯片、无人机和机器人领域，谷歌母公司阿尔法贝特（Alphabet）布局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脸书改名为Meta并大力发展VR硬件，苹果（Apple）开展自有芯片设计。再比如，马斯克成立人工智能公司xAI、苹果发布混合现实（MR）头显设备VisionPro、微软将在Windows11中引入AI功能插件Copilot、英特尔布局AI笔记本电脑，均是凭借掌握数字产业“根技术”优势，不断抢占前沿技术和产品领域，从而持续控制全球产业链，占据价值链中高端。数实融合层面，数字企业改变传统技术路径，跨界整合行业资源，变革旧有商业模式，全面颠覆传统行业。比如，特斯拉凭借超过4亿行代码的车载和车控软件，以及自动驾驶系统上，重新定义了汽车制造。美国最大的风电公司新世代能源公司（NextEraEnergy，NEE）采用先进的技术和数据分析，优化电力供应链、市场交易和风险管理，重新定义了能源服务，市值超过了传统能源行业巨头——埃克森美孚。新媒体公司奈飞（Netflix）创新了在线媒体运营方式，通过算法分析用户观看偏好，为用户精准投放新闻，以在线订阅模式提供影片观看服务，在疫情之后实现用户和营收的大幅增长。还有空中食宿（Airbnb）、贝宝（PayPal）、可汗学院（Coursera）等，都是运用数字技术创新了产品和商业模式，对住宿、金融、教育等传统行业进行了全新变革。

　　此外，数字产业创新催生一大批独角兽企业快速发展（一般指成立不超过10年；估值要超过10亿美元，少部分估值超过100亿美元的企业）。入选2023年胡润全球独角兽榜单的数字经济企业数量为1177家，占独角兽企业的86.5%，企业服务、区块链、物流、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成为独角兽企业数量增长最快的行业。其中，美、中作为全球数字经济“独角兽”企业分布“双强”，数字产业领域独角兽企业数量和总估值分别为316家、160家和10706亿美元、6573亿美元。美国独角兽总估值和平均估值最高的领域涵盖软件服务、航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中国独角兽企业主要涉及芯片半导体、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部分关键领域。

　　当前，全球产业数字化转型全面开启，企业数字化转型投资持续加大，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数字技术创新应用活跃，为数字产业发展创造了巨大的需求空间和价值前景。

　　一是全球数字化转型需求带动相关数字化投资持续增长。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报告，2022年全球ICT市场总支出规模约为4.7万亿美元，并有望在2027年增至6.2万亿美元，五年复合增长率为5.7%。2022年全球数字化转型投资规模超过1.5万亿美元，并有望在2026年迈过3万亿美元大关，2021-2026年五年复合增长率（CAGR）约为16.7%；同时，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支出最高，占比达30%，其次是专业服务和零售业。未来五年，金融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将增长最快，其中，证券和投资服务、保险和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支出年复合增长率将达19%或以上。

　　二是数字技术应用加速传统行业全要素、全流程、全方位数字化转型，促使传统行业根本性变革。在制造业方面，人员、设备、物料、系统等通过数字技术实现了跨时空全面连接，变革了原有生产组织方式，加快从流水线生产方式，向网络化协同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智能化服务等方式转变。比如，西门子在德国的安贝格工厂被誉为“未来工厂”，3/4的工作都由智能设备和系统自主处理，同等工厂规模和员工数量条件下，工厂产能提高了8倍，每1秒出一个产品，合格率99.9985%。在服务业方面，数字技术、数字平台的应用减少了空间距离对贸易的约束，增强了服务的可贸易性，使得原本局限于现场的音乐表演、体育赛事、医疗教育等服务可面向全球输出，进而拓展了服务贸易的空间。据WTO测算，2021-2030年的10年间，数字技术的应用将使全球贸易每年增长2%，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每年增长2.5%。数字贸易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主导地位正在逐步显现。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报告相关数据，2011-2020年全球数字化服务贸易规模由40802亿美元增长至58904亿美元，全球数字服务贸易规模占服务贸易的比重由46.5%增长至2020年的61.2%。预计到2030年，全球数字服务贸易规模占服务贸易的比重将达75%。

　　当前，全球数字产业治理尚未形成共识，各国以国家利益为前提推动数字产业治理合作与竞争，治理碎片化、赤字化态势明显，进一步加剧了数字产业的“隐形竞争”。

　　数字技术竞争方面，发达经济体推动以西方利益为核心的新兴技术联盟化合作，维护其全球数字技术产业主导权。比如，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加大合作交流力度，就在人工智能（AI）、6G、在线平台和量子等重点领域开展技术合作达成共识。美国与法国、芬兰、瑞典、丹麦、英国、荷兰等签署量子信息科学技术（QIST）合作联合声明，计划启动并加速美与西方国家间量子信息科学技术领域的共同研究。日本与欧盟举行数字领域部长级会议，将合作推进“广岛AI进程”，共同制定人工智能（AI）国际规则。

　　数据治理方面，西方国家通过实施隐私和数据保护法规、组建数据跨境流动国际同盟等措施，维持和确保其在数据流动乃至数字产业发展中的领先地位。欧盟出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数据治理法案》《数字市场法案（DMA）》等，将谷歌母公司阿尔法贝特（Alphabet）、亚马逊、苹果、字节跳动、脸书（Meta）、微软纳入数字守门人清单，给予六个月申诉或调整业务策略，以确保核心平台服务完全符合DMA规定的义务要求，从而达到维护“数字主权”的目的。美国与欧盟达成“欧盟-美国数据隐私框架”协议，恢复实施欧美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保障欧美企业与机构常态化的跨境数据流动。

　　数字经贸规则方面，构建形成一批区域性、内向化数字经济发展同盟圈，推动形成以北美、欧洲以及亚太地区为核心，各经济体“抱团合作”的多极化区域数字经贸规则格局，极大制约了数字贸易多边合作。比如，美日印澳组建排他性的“四方安全对话”框架，开展产业合作；美国与墨西哥、加拿大达成了“美—墨—加”协定（USMCA），研讨“消减数字限制措施”“保护消费者隐私”以及“保证数据的跨境传输和自由流动”等议题。面对国际格局调整大势，我国致力推动全球共享发展，支持平台企业“出海”，推动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进程，积极争取数字贸易和数字产业治理领域的国际规则话语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已基本建立以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体系，规模庞大、门类众多，位居世界前列，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专利受理地和专利权维持地，2022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授权量达33.5万件，同比增长17.5%。其中，信息技术管理、计算机技术等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增长最快，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占全球50%以上，区块链专利申请数量全球占比超过84%。各地纷纷加强创新高地建设，集中资源打造创新高地，快速形成规模效应。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3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将“深圳-香港-广州地区”城市群、北京、“上海-苏州”城市群纳入全球十大科技集群榜单，三地均在数字科技创新、数字创新平台建设、创新链产业链协同等方面表现突出。

　　2020-2022年间，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通信业业务收入复合平均增长率分别为8.4%、9.8%、4.4%、5.1%；2023年，这四大行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分别为3.4%、13.4%、6.8%、16.8%，为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带动作用。消费电子方面，我国处于全球消费电子加工制造的中心地位。整机产品产量全球领先，新型显示、智能手机、商用无人机等领域数字产品高端化品牌化进程明显。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量已连续7年位居世界第一，并且在续航里程、操控性能、充换电便利度、智能化水平等方面有很大提高。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了958.7万辆和949.5万辆，同比增长35.8%和37.9%，市场占有率达31.6%。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方面，产业年均增速达16%，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关键产品加速涌现，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办公软件等领域形成一系列标志性创新产品，高精度导航、智能电网、智慧物流、小程序等应用软件全球领先，5G、云计算、平台软件等领域形成一批国际知名品牌，部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方面，2015-2022年，我国超过10亿美元的互联网平台总价值由7702亿美元增长到35043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35.4%。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美团等头部企业稳健发展，字节跳动、拼多多、快手、小红书等企业发展迅猛，为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提供了巨大推动力量。

　　云计算方面，行业持续高速增长，市场规模超过4550亿元，近年来年均增速超过30%，阿里云、华为云、腾讯云和百度智能云市场占80%以上。数据要素产业方面，数商行业企业数量超过197万家，数据交易平台40余家，数据交易规模约为250亿元，数据要素市场加快形成。人工智能产业方面，据测算，2013年到2023年一季度，我国申请AI专利量达48万件，占全球68%，智能芯片、开源框架等关键技术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深入各行业领域。虚拟现实方面，我国市场出货量有望达到1600万台，年均增速高达68%，在各行各业的应用日益广泛，AR眼镜用于设备数据实时展示，辅助自动巡检、数据自动化管理、预警式故障处理、远程专家诊断和远程智能控制等应用，VR看房解决方案、VR未来教室、VR元宇宙展厅等与各行各业融合催生的新应用不断涌现。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各行业、各领域的融合应用不断深化，加快了业务流程转变，激发了各类线上线下融合的商业模式创新，催生了大量个性化、多元化服务场景，电子商务、共享出行、移动支付等领域形成全球领先发展优势。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快速发展，网约车客运量占出租车总客运量的比重超过35%，成为重要的交通出行选择和生活方式。在线学习、远程会议、网络购物、视频直播等成为居家生活新常态，网络支付、小程序成为互联网流量新入口，到2022年，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8.45亿人，占网民群体达79.2%，激发大量新兴消费需求。以数据为生产要素、数字服务为核心、数字交付为特征的数字贸易成为贸易新方式，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从2020年的1.69万亿元增长至2022年的2.11万亿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电子商务平台服务外包两年内同比增长均保持在两位数。

　　领军企业方面。信息通信、电子信息制造、互联网平台等领域领先企业持续在创新能力培育、品牌影响力提升、产业链带动方面发力，不断释放“链主”效应。电子信息领域，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以不足全行业0.5%的企业数量，支撑了全行业60%的上缴国家税金，实现了40%的行业销售收入、50%的行业利润，为全行业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2022年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收入比重接近40%，增速高于行业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收入过千亿企业达13家，研发投入强度达6.4%，拥有发明专利数占总量比重超过70%。软件领域，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百强企业收入占全行业比重超过25%，研发投入占全行业比重达27.9%，收入超千亿的企业达10家。

　　中小企业方面。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超三成以上企业集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数字经济领域，上市企业平均授权专利增速超过其他制造业上市企业。“独角兽”企业数量居全球第二，金融科技、软件服务、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产业领域“独角兽”企业快速成长，正在逐步解决贸易摩擦以来形成的部分“卡脖子”问题，部分细分赛道里产生了排名前列的“隐形冠军”。

　　数字产业集群方面。4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等三大领域集群数量达到29家，占比超过一半，覆盖数字产业诸多领域。其中，上海集成电路集群、深圳新一代信息通信集群、无锡物联网集群、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集群等一批代表性数字产业集群率先取得重大技术创新应用成果，成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合肥市依托科大讯飞打造的智能语音产业集群“中国声谷”，2021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378亿元、入园企业达1423家，连续5年产值、企业数量增长率均超过30%；杭州市推动大华科技和海康威视领军的杭州数字安防产业集群“中国视谷”，2021年核心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720.8亿元，同比增长17.2%，带动全市4322家数字安防创新企业共同成长，包揽视频监控产品DVR、摄像机等产销全球前两位，市场占有率超过50%。14个中国软件名城实现软件业务收入在全国总收入中占比超过70%，武汉、济南、青岛等城市增速超过全行业平均水平。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二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构成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坐标和时代背景。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我们发展数字产业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面临新的发展机遇，需要应对更多不确定的风险与挑战，必须要准确把握时与势的总体趋势和发展变化，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当前，我国正在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制，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结合，对于加快突破关键数字技术、提高数字产业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创造了良好机遇。一方面，数字产业正处于系统创新、群体突破和深度融合的重大变革期，重大基础性、战略性和前沿性创新由企业和市场承担难度增大，数字技术创新面临的共性和普遍性问题需要政府创造条件积极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能够“全国一盘棋”，并通过新型制调动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协同发力，从而能够集中力量久久为功，实现数字产业创新中长期突破。另一方面，数字产业创新具有突出的市场牵引、迭代演进特点，与市场需求紧密衔接，需要通过多元主体的应用推动技术基础能力积累、短板补足和创新迭代。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提供了强大的需求激励，集聚了丰富的优质劳动力资源和大量的资金供给，吸引更多优秀国际创新资源向我汇聚，为我国数字产业注入更多创新活力。

　　数据是数字产业发展的中心和主线。特别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模式，对数字技术创新产生了根本性变革，更进一步突显出数据，尤其是高质量、规模化的数据在数字产业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领先全球，也带动了海量数据资源的持续积累和循环流转。2022年，我国数据产量达到8.1ZB，同比增加22.7%，占全球数据总产量（77ZB）的比重达10.5%，仅次于美国位列全球第二，是全球数据资源大国。据国际数据公司（IDC）预测，到2025年，我国拥有的数据量将占全球27.8%，高于美国的17.5%，成为数据资源第一大国。比如，我国人口基数大、网民数量多，活跃用户每天产生海量数据，为数据资源不断攀升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以携程平台为例，4亿用户每天产生的数据量超过50万亿字节。海量数据资源承载着宝贵的知识、经验和过程，传递着形式丰富、动态更新的经济社会信息，引领和带动传统要素间的相互链接、全面协同和互促共进，能够为数字产业创新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我国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不仅仅是依托于14亿人口衍生出的数字消费市场，还有根植于体系完备的制造业创造出的产业数字化转型市场。一方面，我国数字消费市场活跃度高，拥有世界第一的网络零售市场、网购人群和移动支付规模，支撑着数字消费场景的不断涌现和持续更新，也为数字产业的技术创新、产品规模化应用和产业链构建提供持续不断的场景支持。另一方面，我国还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的国家，工业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一。当前，我国正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对走中国特色的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道路提出了战略要求，多行业技术、知识、工艺、经验等的长期性积累，将为数字产业创新提供更多关键供给，促使数字产业依靠制造业场景发展提档升级。

　　数字人才是数字产业发展的第一资源，数字人才数量和质量决定了数字产业的发展水平。一是拥有大量高素质数字人才队伍。据全球知名开源社区GitHub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程序员数量达755万人，占全球10.3%，位列全球第二。二是数字人才供给数量快速增长。我国研发人员总量自2013年超过美国，已连续多年位于全球第一，理科类硕士以上毕业生总数占比不断提高，高校毕业生和工程师源源不断地补充。比如，2022年通讯和互联网领域相关专业毕业生人数达159万，占毕业生总数的15%，在全部19个分行业中位列第一。《2022中国数字经济人才发展报告》显示，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人才从业数量接近3000万人，带动就业人数2.74亿人。三是海外精英投身国内数字产业发展的热情持续增长。据猎聘等人才平台数据显示，“互联网/IT行业”位列近三年留学归国人员的意向首位，占比呈逐年递增态势。许多有国际视野、先进技术的优质人才出国深造后选择回到祖国发展，将为数字产业的发展注入更多新鲜的血液。

　　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突出，特别是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基础软件和基础产业技术领域短板明显，非短期能够解决。比如，核心芯片、智能传感器等关键硬件，在生产控制、资源管理类高端软件等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80%以上的集成电路芯片依赖进口，90%以上的高端工业软件被国外厂商垄断，50%左右的工业云平台采用国外开源架构。自主技术产业生态尚未完全建立，70%以上服务器操作系统基于美国红帽（RedHat）公司CentOS开发，在云计算基础设施领域这一比例更是高达90%；国内工业软件多基于Wintel（Window+Intel）底层架构开发，个别基于Linux开发但因成本等因素尚未形成行业生态，仍需持久不懈努力。

　　美西方国家以安全审查为由打压遏制我数字企业，压缩我国际生存空间。比如，美国禁止进口或销售华为、中兴等中企制造的通信和监控设备，理由是这些设备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借口数据跨境流动问题，对字节跳动旗下Tiktok平台开展审查。借助数据治理政策增加数字贸易“壁垒”，抬高我数字企业海外经营门槛。比如，欧盟通过《数字市场法案》强化对进入本土市场的数字企业及产品的审查和监管，加大我国优势平台企业在欧盟的经营风险；此外，欧盟将日本、韩国、英国、美国等国家列入其数据跨境传输“白名单”，但将我排除在外，我国企业开设涉欧数据跨境活动，需要“一事一议”评估传输风险。同时，我国大量企业仍习惯于国内市场，海外布局经验不足。

　　国内方面，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等层出不穷，新兴领域法律空白、监管盲区问题凸显，我国出台《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等法规，加强网络治理，但就满足大数据高效处理的需要仍有差距，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用户个人信息、网络数据安全等仍面临风险隐患。同时，企业数据治理能力不足问题仍突出，用数能力需逐步加强。国际方面，主要经济体围绕数字化的经济治理的竞赛不断升级，数字规则博弈日趋激烈。美西方国家实施规则“排华”“脱钩”，技术和产业体系“去中国化”风险上升，我们在数字化的经济国际规则布局上仍显不足。此外，美西方在与我数字平台竞争方面，已形成一套由“企业竞争”与“政府监管”共同发力的完整战略竞争框架。

　　从数字产业发展历程看，各类软硬件数字技术互相关联、相互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更是进入密集的融合创新阶段，各类数字产业统筹部署协调推进至关重要。同时，我国产业发展已进入“赶超后期”，可供借鉴的发展思路所剩不多。我们要从科技变革趋势、我国产业发展现状及国际竞争格局三者出发，开展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整体政策研究，加强战略布局，形成整体推进思路。要统筹多方力量，聚焦重点技术方向，推动技术演进迭代。建立相关部门、各个地方、重要企业等各方面的合作推进机制，协同推进技术攻关、产业落地、应用创新。要深化数字产业理论和实践研究，增强数字产业发展本领，加强政策储备。国家层面，瞄准科技前沿、竞争主战场和数字化转型需求，明确战略性主导产业方向，加强数字产业整体统筹和系统布局。地方层面，结合不同产业发展特点和本地实际，系统梳理数字产业图谱，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

　　数字产业是新产业新动能，覆盖面广、发展潜力大。我们要充分发挥各地方、各主体积极性，围绕数字产业相关各方面开展探索。要支持地方在组织机制、财政、科研、人才等多方面开展政策创新，探索形成与数字产业发展相适应的政策法规体系、公共服务体系、产业生态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建立容错机制，让敢担当、敢创新、干实事的消除顾虑。面向地方、企业开展典型案例遴选，并推动交流，共同提高推动产业发展的认识。同时，要适应和把握数字产业发展特点和规律，培育发展具有较强的技术竞争力、市场主导力、产业生态控制力的数字产业领航企业，聚力打造以企业为主导的创新、组织、应用和产业生态，掌握关键技术话语权，发展先进管理模式，推动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应用服务企业、实体经济企业等构建合作伙伴生态，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和水平，构筑在全球产业分工和全球市场中的领头羊。

　　深入分析数字产业集群化发展模式，认识技术、产业间联动关系，形成优化数字产业布局的方案政策，锚定具有比较优势的主导数字产业方向，运用线下集聚、线上开放相结合的方式，发挥主导产业领航企业作为“群主”的生态主导优势，推动基于平台的创新网络化协作、产业链数字化协同和数字贸易全球化，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高质量推动数字领域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建设，建设“中国软件名城”“中国软件名园”，加大地方资源投入，推动重点领域产业集群化发展，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实施品牌战略，打造数字领域名企、名品，形成全局带动效应，加快向产业链中高端迈进。

　　对一国或一个地区而言，数字产业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是数字经济竞争博弈的主战场。开展数字产业竞争力动态化评价，有助于从根本上研判数字经济的关键能力，明确发展优势和短板，对比分析进展和目标差距，为制定下一步发展策略提供决策参考。

　　作者：赛迪智库信息化与软件产业研究所 高婴劢、刘胜语、刘丽超、王琼洁、邱谈天